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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叔叔，我这么叫他。

 

见到他，完全不是我从照片上看到的那个青年战士。

 

看到他我想到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的内科学教官的名言。教官是上海人，温文尔雅地用食指和中指夹着粉笔在黑板上点着：一个肝硬化的病人在病房里就像一个小丑。他停了一会儿说：当然，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一位英国的很有名的内科医生说的。接着他在黑板上划出了三个字：肝昏迷。

 

我面对的仲叔叔就是一个肝硬化晚期的病人。他坐在病床上，脸色青黑，这是很典型的肝硬化晚期的病容。他看我看他的脸，笑笑说：“我是不是典型的病容？”

 

不能瞒什么，仲叔叔什么都知道。我出生前他就是一个内科医生。我看到过他的照片，在解放军渡长江的一条木船上，他双手撑着木舵，身上背着一只红十字药箱。英姿勃发，真的是“遥想仲郎当年”。现在，他是一个四肢浮肿脸色阴沉的病人。

 

我说：“我明天给你一个全面的检查，从血开始，然后是---”

 

他朝我摇摇手说：“不要征求我的意见了。这样的检查我也做过很多次了。”

 

通常肝硬化的病人入院后要做的检查无非是这么几样。血白蛋白的测定，这是非常重要的检测，其它项目都在其次。我们想知道病人的肝硬化达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肝门腔静脉高压、胃底静脉曲张，肾脏的情况怎么样？会不会有肝肾综合症。这里面的每一个专业名词都是一个让人丧命的名词。

 

我很机械地为仲叔叔做着体查，我清楚地摸到了他硬化的肝脏，这让我的指头非常的痛苦。是的。人的指头是有感情的。当你触到了你不想触到的东西，你会感到痛，一种火烧一样的痛。

 

仲叔叔的肝硬化不是因为肝炎。他是喝酒喝出来的。他的每个肝细胞都浸在酒里。他最引以自豪的喝酒既往史有这么两件：

 

他曾经在解放阳河的战斗结束后，坐在一家卖阳河大曲的铺子里喝酒，从太阳落山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他就没离开过那张油糊糊的桌子。没有下酒菜也没有人陪着。

 

他对别人说：“知道什么是喝酒吗？一只大碗一坛酒。酒要先闻再品再饮。这叫渐入佳境。喝到后面逼出一身酒汗，这就清爽了。”有人问他怎么区别饮和喝。他很轻蔑地扫对方一眼：“小口是饮，大碗是喝。你白活了。”据见过那时的仲叔叔的人说：“小仲这个人是酒怕他，不是他怕酒。”

 

再一次是苏联军队进驻中国军队的防地。有一个汗毛多得像猴子的苏联军官听说仲叔叔能喝，打上门来。于是中苏两军对阵，一通天昏地黑的混战（红酒加白酒）。那只苏联猴子脱得只留一条裤衩站在屋子中间哭得像个女人，最后让四个士兵抬死人似地抬回驻地，睡了两天才醒过来，从此断了酒缘。仲叔叔才刚刚喝出点快意恩仇，不免长叹一声：“他妈的，酒是好东西，人是王八蛋！”

 

为了酒，老婆跑了。谁也不想同一个只知道喝酒的人过日子。儿子是一个典型的酒精儿，生出来就是一个白痴加脑瘫，因为呼吸窘迫症，一年到头不知道要在医院里抢救多少回，每一次人们都劝仲叔叔放弃抢救，他总是红着眼睛找劝的人拼命。

 

终于有一天，他突然间就倒下了。那是儿子在一次无效抢救死亡后。他得的是酒精肝导致的肝硬化。

 

治疗按步就班地进行。每一项检查和治疗。都让我左右为难。我知道，以他目前的情况，他是在等死。只是这种死亡过程太清晰太痛苦了。

 

入院一个多月后，我发现仲叔叔的肚子明显地鼓起来了，脐周围的皮肤撑得亮晶晶的。这是门静及高压导致的肾脏受损，他有了肝腹水，他的胃底静脉也一定有问题了。周一大查房的时候，主任也就是他的同学对他说：“老仲，你看我们是不是改一下饮食，你还是吃的软一点吧，钠也低一点吧？”

 

仲叔叔没有说话，脸色很阴沉。半流的饮食意味着他的胃底静脉很可能因为硬的食物擦伤引起大出血，低钠饮食意味着他已经有了肝腹水了。我一直很奇怪，一个优秀的医生，为什么在面对自己的病情时，总是抱着一种回避的心理？他什么都清楚却什么都不想知道。他就这么在怪圈里打转。

 

很快，他的呼吸也出现问题了。晚上他总是靠坐在床上，对值班的护士说，我想出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了。谁敢让一个晚期肝硬化的病人跑到病房外头去？

 

主任对我说：“要给老仲做一个穿刺，这么下去，他很快就要不行的。”大量的腹水会让一个人的横膈，也就是隔在心脏、肺脏与消化系统之间的那层膜上抬，这会压迫人的呼吸和循环系统。我们必须给他做一个穿刺，抽出腹水减轻压力。这不过是一个消极的办法，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更好的治疗了。

 

“你准备一下。明天做。”主任对我说。

 

我决不会做这个穿刺！我不会让一个从小抱着我到处跑来跑去笑呵呵的仲叔叔，在我的穿刺针下忍受那怕一点点的痛苦！

 

穿刺包放在器械台上，仲叔叔套着手术衣，他说：“你不用害怕，技术都是这么练出来的。”

 

针头穿进腹腔的那一瞬间，我感到手心空了一下，那是一个无法真实看到的充满了液体的空间。我轻轻地往回抽着针筒，看到腹腔积液一点点地流进针管，混浊的淡黄色的浆液。我知道每一次我们都不能多抽，抽多了可能会引起横膈压力的改变，甚至会引起病人的心力衰竭。说到底，这样的抽腹水真是一种救急不救病的手段，我们不能阻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

 

“我感觉好多了。”仲叔叔笑起来，他这是真话，绝无安慰我们的意思。“你的手还是轻的，技术不错。”这话我就不敢听了。我曾经渴望多做一些这一类的穿刺，可是我不知道我还要这样面对一个长辈。

 

那位英国医生的名言，在仲叔叔入院一个月后显现了。仲叔叔开始胡言乱语。这是一种因为肝功能严重损害，肝脏不能解毒，人体的代谢物直接进入体循环，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代谢紊乱。它不是人们常常看到的那种昏睡不醒的症状。病人在病房里真的是会胡言乱语的。

 

仲叔叔一时清醒一时糊涂，一会是在渡江战役的木船上，一会是对着老婆抱怨不给他酒喝，一会儿说是外面下雪了要出去喝一点，一会说我们这些医护人员没有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应该统统枪毙。

 

有一天晚上，内科病房发生了一桩奇事。后山松林里飞出了一只猫头鹰。它正正中中的飞到仲叔叔的病房窗上，一头撞碎了玻璃，残留在窗框上的玻璃划破了猫头鹰的肚子，它顺着窗户滑了下来，暗红的血在窗户上画出一幅很抽象的图画。

 

第二天，仲叔叔对我说：“猫头鹰来过了。我看来活不长了。”

 

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还是干巴巴地朝他挤出一句话：“你最近的病情很稳定。”

 

“猫头鹰都来过了。”仲叔叔又说了一声。两眼朝外看着，此时他一点也不糊涂。

 

窗上的玻璃已经换好了，阳光透过玻璃在地上动来动去。隔着玻璃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很杂很好听。内科病房就靠着后山的松林。

 

几天后，一个下半夜的值班护士在查房的时候，发现仲叔叔发出了一种古怪的咕噜声，她把仲叔叔的脸转过来，一股鲜血从仲叔叔的嘴里喷出，溅了她一身。

 

所有的抢救都来不及了。仲叔叔死于肝门脉高压引起的胃底静脉破裂。血液从他的胃里喷出来，无法阻挡。那个时候，我们只能用一种气球压迫出血的血管，这是一种叫三腔管的器械，把一个不充气的气球从口腔送进胃里，再充气压迫出血点。可是管子无法送进食道，血总是把它冲了出来。

    那一年仲叔叔五十二岁，离他儿子去世的日子整整十年。那十年他喝酒喝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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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牟的爱情是一场刀光剑影的爱情。

 

第一次见到老牟，是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福建西部的一家驻军医院。

 

修长的个子，两只手放在裤子口袋里，嘴唇撅着，猩红湿润。两只眼很大，几乎是咄咄逼人的看着你。

 

“你是新来的？”她说。她站在宿舍门口，身子依着门，像X光机一样扫着我。

 

“是的。”我拎着行李，那行李太寒酸了，一只帆布旅行袋，一只纸箱、一个被包。

 

“进来吧。”她把身子一歪，让出一条缝。

 

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听到她在后面说：“我们这个医院里是不能留辨子的。”

 

我很狼狈地点点头，到院务处报道的时候，院务处长已经很严肃地对我说了：“根据内务条令，女同志一律短发。上班的时候，你要把头发剪了。”

 

这个医院并非野战医院，为什么不能留辨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那两根在学校里辛辛苦苦留起来的辨子，寿命到了。

 

“你剪了头发，把那两根辨子给我留着，别扔了。”老牟又说。

 

虽然是秋天时分，衬衣已经被汗沾在背上了。晚上，我把两条死气沉沉的辨子包在一张解放军报里给了老牟。她朝我笑笑，突然就是那种灿烂的样子。

 

“我叫枫，在药房工作。”她说。

 

老牟是医院的头号美女。这是我一周以后得出的结论。她的美是从她急急走路的姿态里看出来的。只有仙人才会那样移动步子。她笑起来声音低沉，而且是从眼睛里流出的那种低沉，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看到可以从眼睛里笑出声音的人了。

 

除了工作。我的任务是每天晚上陪老牟散步。哪怕我心里把这个散步咒骂一万次。医院靠山。闽西的深秋，山就是一块巨大的调色板。你能想象的颜色这里全有。老牟走着路就开始了她的自言自语：

 

“你恋爱吗”

 

“没有。”

 

“我知道没有。恋爱的女人不是你这种愚蠢的眼神。”

 

“是的，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她一脚踢飞一块石头，把路边草丛里的一只山鸡惊得飞起来，拖着一尾巴累赘牢骚满腹地窜走了。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如果碰到一只国家二级动物都不必奇怪，那是什么年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还没来得及吃山珍呢。

 

“我渴望恋爱。可是我只能同自己恋爱。”她转脸看我，眼睛就那么穿过我愚蠢的眼睛盯着我的身后。我只好点头。她很不屑地用手在我头上一扒拉。

 

科里的人很快知道我成了老牟的散步同伙。周一大查房的时候，有位男同志对我说：“你真幸福啊，同美女一起散步。”

 

晚上我对老牟说起这话。老牟说：“他们这些人都恨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讨的老婆都不及我漂亮，他们是妒忌我。”

 

她拿出了一团解放军报，那里面就是我的辨子。辨子的发茬已经用橡皮筋系紧了。辨梢扎着两只淡蓝的丝带。我不知道我的辨子离开了我竟然会这么奢侈。

 

老牟把我的辨子用发夹夹在了自己的头发上，然后用一条旧围巾包住自己的头。“我太漂亮了！”她用一种哭腔说。接下来的事情更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

 

她从箱子里拿出一条绸被面披在肩上，然后在腰上系上一条丝巾。对着镜子端详了一会，哭了起来。哭完了她又笑起来，那是一种嫣然一笑。

 

“你睡吧。”她说。拿起桌上一只棕色的广口瓶，我知道那是装水剂药的专用瓶。从那里面倒了一点液体在杯子里，一饮而尽。

 

“这是咖啡因。”她说。

 

这是一种兴奋剂，用来治疗抑郁症的。她喝它干什么？老牟是个司药，弄到这种药太容易了。

 

“我习惯了。你先睡吧。”

 

早上六点半是出操时间，我看到老牟把自己包在被子里，朝我哼了一声：“我从来不出操。”

 

山里已经有薄霜了。跑在山路上，一脚霜的碎裂声，鞋上全是草屑。我在想老牟是个什么人。怪。

 

怪老牟的绝技不是化妆术。她是一个手风琴手。闲下来的时候，她会把手风琴从床底下拉出来，拉上一阵子，全是苏联歌曲。

 

她的手指细长柔软，在键盘上弹跳的时候，我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那里面有一句形容保尔柯察金拉手风琴的句子：让手像蝴蝶一样在琴键上飞舞着，发出一声声叹息。

 

就是一个吉普赛女郎。

 

在喝了一段时间的咖啡因后，老牟又开始吃安眠酮了。我很提心吊胆。这是一种可以成瘾的镇静剂啊。我问她不吃行不行。她瞪着我。

 

医院开始了冬训，一个项目就是二十五米五四式手枪射击。靶场上，老牟把弹匣退出来，很熟练地取出一颗子弹捏在手里：“这么小的一颗东西就可以要人的命。哈！”说着举起枪乱转身子。

 

这可是大忌，实弹射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必须把手里的枪朝上举着，不准朝向其它方向。我们有位管食堂的司务长，实弹射击的时候把枪口朝下，结果不知怎的就打着了自己的脚。

 

医院里的人都说，老牟的精神状态不对，至少是有思想问题。

 

我知道，她一直想恋爱却不知道爱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

 

入夏的时候，老牟突然对我说：“我要结婚了。”

 

看我没什么反应，她揪住我的耳朵说：“我要结婚了！我老头是北京的。”那时候，我们都把丈夫和妻子称作：老头、老婆，不管你几岁。

 

老牟一心想嫁个北京人，她出生在北京，她想回到那个有着葡萄架金鱼缸四合院的北京胡同。

 

很快，老牟回来了。没有喜糖。只有少数几个人吃到了她带回的巧克力。我得到的最多。那个时代，巧克力是奢侈品。

 

没几天，老牟把我叫到药房里，很严肃地盯着我：“有件事你必须得帮我。”

 

她闭上眼：“我想结扎。”

 

老牟的怪我是领教够了，但是这话我实在是听不懂，或者说是听懂了没听明白。

 

“我不想同那个丑家伙生孩子。”她睁圆了美丽的大眼睛：“我要做输卵管结扎。”

 

“我帮不了你的忙。”我说。尽管我在妇产科工作。我怎么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老牟送上手术台？这个玩笑开大了吧？我见过老牟的老头，一个五短身材的人，长得像床头柜。该死，他还姓武！

 

“你只要把我用自行车带到县医院去，其它事情你就别管了。”

 

老牟一定是有魔力的。我和另一个姓吴的护士竟然就把她带到了几公里以外的县人民医院。几个小后，她竟然就坐在我的车后座回来了。几公里的沙土路，我的屁股都疼了，她不怕疼吗？

 

拆线是在我们宿舍里完成的。我给她拆的线。这很容易做到，晚上到科里换药室拿一个拆线包就行了。我对她说：“你的刀口缝合得很好，皮瓣对得很齐，不会有什么疤痕。”

 

没多久，老牟的老头来了。真是一只床头柜。白净修长的老牟在他身边像是公主与侏儒。

 

老牟和老头打了一架，因为男人在晚上看到了老牟肚子上的那条刀疤。老牟说：“我结扎了，我不想给你生孩子，因为你太丑了。”

 

是男人都会愤怒，没把老牟往死里整算是老牟运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人说要离婚。老牟说可以，条件是把她办回北京。

 

转眼就到了冬季老兵退伍的季节，老牟也要走了，她是干部转业，到北京的一家科研单位的化学所工作。

 

走之前，老牟拿了一盒戏剧油彩给自己化了一妆，深目高鼻，衬衫两边用彩色绉纸粘成花边。她要我用海鸥一二零相机给她拍几张照片。她说：“你看我像不像娜达莎，或者是安娜？”

 

那以后，我再没见到老牟。在一次战友聚会上我听到了老牟的事情：

 

老牟住在金鱼胡同，进了四合院。

 

老牟疯狂地爱上了她们所里的一位工程师。为了这个理想，老牟决定到医院去做输卵管接通术。

 

那个时候我们做手术是很仁慈的。早先真的是结扎，不过是找到了两则输卵管，用医用像皮筋把它扎起来，这是真正的结扎。为的是日后产妇又想生孩子的时候，把像皮筋解了，让输卵管重新工作。

 

不过常常有人因为结扎的时间太长，输卵管变型或者有一点炎症，受精卵会在这个地方停下来“着床”。薄薄的输卵管壁那里吃得消天天见长的受精卵？两三个月后就会破裂，于是就有了“输卵管妊娠”这样的名词，大出血这个症状。

 

还有一种方法是不让你生了，把输卵管剪断。老牟用的是第二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也是可以接通的，无非是手术难度更大，要做吻合术。最绝的是把输卵管截去一段，想再接通是做梦。

 

吻合术很成功，老牟对自己的爱情信心百倍，可是她开始咳嗽。医院给拍了一个普通的胸片，竟然发现她已经是一个晚期肺癌患者，并且不是原发病灶，也就是说，肺部是一处转移点。她的问题出在子宫，绒毛膜上皮癌。这是妇科死亡率最高的癌症。

 

从一开始老牟就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她坚决要求手术。子宫和一部份肺叶切掉了。她对来看她的战友老毛说：“我一生中做了四次手术，都与生育有关。我是天生不能当母亲的人。我还想以后教我的孩子拉手风琴呢。”

 

每天，她总是把头歪向门口，等一个人。就是那个她疯狂爱上的工程师。可是门口只有医生护士。

 

她坐在轮椅上，让老毛把她推到院子里，伸出手在空中捞着：“北京的风很硬，咱们山里的风是软的，有香气。真想回去出操。”在医院老牟从来不出操。

 

不久，癌细胞转移到老牟的脑部了。她开始昏迷。

 

老牟死了。老毛说，是她推着老牟到太平间去的。老牟放在平车上，一床白单盖着，平平整整的，根本看不出里面还躺着一个人。车子很轻，老毛说推着车子就像推着一个婴儿。

 

老牟一九四七年生于山东。父亲是一位军史上有名的战将。母亲是一个农村小脚妇女，一生都没敢大声同父亲说过话。老牟是他们惟一的爱情结晶。